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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建贵阳市委会工作的点滴回忆和体会
作者:李清竹 我1961年参加工作,2003年退休,全部工作时间仅43年。如果抛开“文革”十年，实际上兢兢业业地干事的时间只有33年。其间，我在民建贵阳市委会工作就有14年。而且，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党和人民给我的担子较重，给我的荣誉也较多，因而促使我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成熟和进步。回顾过去，我一直把在民建贵阳市委会工作的这段时间，看成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是民建组织的亲情和友爱，给我以信心和力量，使我进一步认识人生，融入社会，自信和清醒地站完最后一班岗。 我们会内优秀的同志很多，比起他们，我非常平凡，在某些地方甚至显得平庸。在这14年工作期间，我有工作中的失误，也有为人处世中的失当，这些都将作为遗憾留在心田，往事已如江水不停地奔腾远去,逝者如斯夫，只有感慨了。 正值中国民主建国会诞辰60周年，民建贵阳市委会成立50周年之际，民建市委会筹备出版《民建贵阳市委会五十年》一书，向我约稿。我准备将在民建贵阳市委会工作的一些回忆和体会记述如后，藉以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因只凭记忆所及，信手直书，疏漏和错误难免，请知情的同志不吝赐教指正。 我于1961年在贵州农学院农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盘县从事农业技术工作，1973年调到原遵义第七冶金建设公司属下的育红学校教书，1980年调到贵阳有色第七建设公司属下的技工学校教书，1984年以党外人士身份调入贵阳市白云区政协任专职副主席。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了时任民建贵阳市委会主任委员、贵阳市政协副主席王玉璞同志和市委统战部部长王好仁、董玉承等同志。在这些老同志的教育、引导和催促下，我于1986年提出入会申请，1987年元月组织批准了我的申请，自此我成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正式会员。由于组织的厚爱，1988年我被推荐并当选为民建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秋，参加了民建中央举办的骨干培训班，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启孟、副主席万国权、冯梯云、黄大能等领导同志与我们一起学习和讨论，使我眼界大开。1989年，民建贵阳市委会计划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进行换届，当时的驻会副主委、换届筹备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饶开新同志因脑溢血住院，我于3月份被临时抽调到筹备组协助工作。6月份，会议如期举行，我正式当选为民建贵阳市委会主任委员。自此，我连续在民建贵阳市委会任主委十二年（历经第六、第七、第八共三届），直至2001年底民建贵阳市第八届委员会进行届中调整，余维祥同志接替了主委工作，我才从民建贵阳市委会的领导集体里彻底退出来。2002年，正式调入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直至2003年退休。 入会前，我对中国民主建国会的认识和了解是很敷浅的。而且，当时我已决心当一辈子党外人士，愿意低调为人，不愿张扬于世。我对入会犹豫、徘徊近两年，最后毅然决然地提出申请，主要是受王玉璞同志的影响。他是我入会的介绍人，更是我到民建工作的引路人。我在白云区政协工作时，玉璞同志是市政协副主席，在不断的接触中，他的平易近人、谦和厚道、细心谨慎、低调为人的性格和人品很快取得了我的赞同，他也很快受到了我的信任和敬重。后来他做我的入会动员工作时，尽管我起初婉言谢绝，但在他锲而不舍、循循善诱的工作下，感到不入会实在对不起这样的领导和同志，才提出入会申请的。 我参加民建中央举办的那次骨干培训班，对于我以后的工作影响也是很大的。参加这个班的成员，绝大部份和我一样，都是普通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专家、教授，但都不是平常意义的“官”；以前从事的工作是技术工作、教学工作，大家都驾轻就熟，现在突然要去主持民建一级组织的工作，去搞党派工作，确实感到不适应。而且，从当时自已有限的历史知识看问题，民建是一个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走过来的，既然自己过去与民族资产阶级无任何关系，现在又何必要去参加，而且还要把后半生全部精力投向这一组织呢？确实有些想不通。到培训班后，首先影响我们的是民建中央的领导人，特别是孙启孟同志。他当时不仅在民建，就在全国统一战线系统内部都称得上是德高望重的。听他的发言完全是一种享受，一些深奥的理论，一些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经他三言两语，给你分析得清清楚楚，使你心服口服。他的理论素养、渊博知识自然而然地会使你敬重和诚服。但他又是那样的亲切感人、平易近人。当时孙老已是耄耋之年，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多个社会领导职务，但只要没有重要会议，他总是即时到培训班，听大家的发言，给大家释疑，为大家鼓劲。他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也从不在班内作什么“重要讲话”，而是平等参加讨论，即席发言，娓娓道来。这使我们这些普通知识分子，第一次零距离地感受到上层领导人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优良作风，立即在我们心中树立起榜样形象，并一直影响至今天。这次培训班的另一个影响是相互间的交流、启发和鼓励。我们没有讲多少大道理，更没有空话、套话。大家心急如焚，都想学到别人的真东西，以便回去后干好自己分内的事。十多天后，有两句话在大家发言中频率最高，成了大家的共识。一句话叫“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另一句话叫“当好和尚撞好钟”。现在局外人听起来可能感到莫明其妙或幼稚可笑，可事实上这两句话确实是要去干好一件新职业、新工作的真谛。不管是组织的安排或是朋友的引荐，使你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这是你一生难得的机遇；但你能否把握好机遇，干好这项工作，并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就全靠你自己的努力了。所以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如何干好工作？也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无非是：第一、了解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第二、全力以赴的去干。教师的职责是教书，你必须把书教好；和尚的职责是撞钟，你必须把钟撞好。那些只吃斋饭不撞钟，或者不按时辰乱撞钟，或者有气无力撞不响钟的，都不是好和尚。这就叫不称职，也叫缺乏责任感、使命感。这次培训班的收获，就是让大家抱着当好和尚撞好钟的决心回来工作，并产生了长远的效果。 我从1989年9月当选为民建贵阳市委会主委后，随即调入民建机关专职从事民建工作。开始时遇到了不少困难，主要是“四不”：一是情况不熟，对民建贵阳市委会的机关情况、支部情况和会员情况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二是任务不清，民建工作应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心中无数；三是关系不顺，对中共市委和人大、政府、政协、对市委统战部和相关部门，过去少有联系，对各党派、对支部所在地区和单位分管统战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也少有交道；四是自己的政策水平、理论素养与所从事的工作不适应，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既缺乏理性认识，更缺乏感性认识。所以，那时候工作起来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出问题。真是要感谢中共市委领导和市委统战部同志的关怀和信任，感谢会内老同志的厚爱和帮助，感谢会机关的全体同志、民建各支部和全体会员的宽容和友善，给我以适应工作的时间和宽松的环境，让我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充实自己，走出困境，胜任工作。这一段磨合适应期，虽然自身的努力是重要的，但如果整天碰到的都是冷眼旁观，评头品脚，横加指责，幸灾乐祸，谁还有心思去学习，谁还有信心干下去！ 我在民建工作时期，整个民建市委会的工作是正常的,没有出大问题,中共市委、市委统战部和会内全体同志也没有大的批评和指责。但要说我自己做出了什么成绩，连自己也说不清。因为民建市委会的工作的确是大家干的，机关也好，支部也好，委员也好，领导集体成员也好，每个人都在干着份内的事。但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确实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有些是做了的，有些是我没有做到，或者没有做好的。譬如： 一、在认识上，民建工作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觉得民建工作实质上是政治工作、是统战工作、是群众工作。 民建是参政党，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民建也有其他的工作，如自身建设、社会服务、对外联谊等，但这些都是为履行主要职能服务的。所以，应该把民建的工作，民建的活动首先看成政治工作和政治活动。我认为作为民建一级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认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认识到位了，它会使你自觉地去学习、理解和贯彻中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去了解和配合中共市委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去观察和认识社会动态和政治敏感问题。这样做，一是会使你经常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不会把民建带入歧途；二是会使你谨言慎行，不会因你的言行产生坏的政治影响，诋毁了整个组织的声誉。民建工作需要不断创新，那是指内容和方法而言的。在政治上，不应该、不必要更不允许你去标新立异。 民主党派既是统战工作对象，又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力量。因此，民建工作也是统战工作，是统战工作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所谓特殊，一是就其工作对象而言，它针对的是党派内部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二是这项工作的主体是中共统战部，民主党派只是配合、协助统战部门进行工作。统战工作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认识到这一点，工作起来就会时时注意顾全大局，广交朋友，以和为贵，增进团结。在方法上注意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平等待人，尽量排除行政命令，采取协商一致。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以势压人的作风，对统战工作有弊无利。 民建机关的日常工作，包括机关的管理，会内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社会服务工作都是群众工作。所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一些基本方法，也是从事民建工作的同志应该学习、掌握和运用的。 二、在工作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一以贯之。 不管在一个地区、部门或单位，凡是多少负点责的同志，都有搞好工作的决心，从事民主党派工作的同志也不例外。问题是要搞好工作靠什么？完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靠自己的勤奋努力，靠同学和朋友的帮助；或者靠巧言令色，靠弄虚作假，都是不行的。前者是需要的，但不全面；后者是可能的，但不持久。在我们国家要搞好工作只有靠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工作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总格局中才能正常开展起来。这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实际问题。共产党内有腐败分子，但他不代表整个组织；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也有工作不那么好，理论水平、政策水平、道德水平不那么高的同志，但他不代表整个集体。因此，从总体上，我们必须解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政治信念问题。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在具体工作程序上，就会比较自觉地依靠各级党委开展工作。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排斥民主党派的同志跟共产党内的同志广交朋友，也不排斥我们向共产党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恰好相反，如果我们平时保持一种真正的朋友关系，多有内心的交流，当我们向党委请示报告工作时，更容易沟通和理解，更容易得到支持和帮助，从而也就会更好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各级统战部门是代表各级党委具体联系和指导民主党派工作的，从事民建工作的同志更应努力与统战部门建立起非常融洽的工作关系。要养成有大事跑统战部，有矛盾跑统战部，有困难跑统战部的习惯。这不是水平能力问题，也不是敢不敢负责任的问题，而是工作方法问题。只要你是带着自己的主见、自已的方案去的，你就要理直气壮，请示也好，汇报也好，协商也好，反正是一起研究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双方都应关注的问题，一起商量解决了，双方都高兴，何乐而不为呢。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民建市委会的领导集体不仅自己要做好，还要帮助各支部和全体会员做好。除了在会内要经常讲这个问题，还要为支部和会员创造条件，帮助解决一些存在的问题。民建贵阳市委会已形成一些好的传统，应坚持下去。如民建市委会的负责人到各支部时主动拜访支部所在地区和单位的中共党委和统战部门，每年邀请他们来市委会举行座谈会，相互沟通情况，澄清问题，共同作好宣传教育工作，对民建工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支部委员会的作用要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作为民建市一级组织的负责人，当然要注意贯彻集体领导原则，要充分发挥主委会、常委会和全委会的作用，重大问题应摆在桌面上，集体讨论决定。但仅此是不够的。主委会议加上民建机关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将全会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常委和委员虽然都是会内的优秀分子，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任务，除了出席会的会议外，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会的工作上。支部委员会相对于上述各种委员会，有更好的条件和优势。一个支部的同志，工作和居住相对较集中，原来就比较熟悉；经常在一起活动，对各自的动态较了解；会员家中发生的各种事时，他们都能即时去帮助，有一种比较牢固的情谊关系。因此，一个较好的支部，就是一个会员之家。民建市委会如果能够与这个家建立起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整个民建的工作就活了。这样，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会员工作真正有人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民建是参政党，因此，民建市委会特别是他的负责人，不能象执政党那样，完全运用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去要求自己的支部。须知，民建各支部委员会的同志，他们对会的工作，都是在业余和无偿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工资的调动，职务的变迁，也不是民建市委会决定的。相反，他们从事会的工作，在时间和精力上都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这些，市委会应该心中有数，应该充满赞佩和感激之情去对待他们的工作。有的支部主任一干十多年，他们为会付出了多少辛劳是难以量化出来的。 四、以身作则、出自公心、平心静气、当好班长，注意保持领导集体的团结。 民建市委会的领导集体，包括主委、副主委、秘书长就四五个人，除开不驻会的，经常就三个人。这个领导集体是权力不大，管事不少。比起政府部门，民建市委会这个相当于县处级的单位，真正是一无钱，二无权，办事如拜年（到处瞌头作揖）。民建机关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组织、宣传、人事、工资、后勤、收发、档案、老干、社会服务、工会、妇女等一般单位应有的工作一概俱全。作为市委会他还有五六个专门委员会，还要联系三十多个支部和五六百个会员。领导集体的分工，名曰分管，实际上是和机关的同志一起去做。民建领导集体成员都分别在人大或政协任有一定职务，平时开会多，又不能自主安排时间，因此，经常是计划不如变化，只能临时分兵把口。我在民建任主委时，同时还兼了两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三届民建中央委员、两届省民建副主委、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实际在民建、人大和参与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大致各占1/3。又想把民建的全面工作搞得好一些，自己又不能全身心去干，这就难免引起一些同志有怨气和议论。开始，自己也想不通，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用问心无愧，心安理得来安慰自己。在工作上，尽量采取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来要求自己和别人。在方法上，一段时期主要考虑集中力量办好一件事，其他能让的工作先摆一摆，其他同志分管的事尽量不去插手。在对待机关的一些日常事务和同志间的一些恩恩怨怨，尽量多用耳朵少用嘴巴。对同志有一个基本评价后，就不要为一些无原则的小事轻易给予否定。困结工作重要，团结工作最难，更需要一把手出自公心，以身作则，耐心说服，不使矛盾激化。
有一件事，长期在我心中徘徊。我在民建市委会工作期间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时出了问题，导致一位同志落选。这位同志是归侨，五十年代末受东南亚反华浪潮的冲击，离开了出生地，漂洋过海回到祖国读书，毕业后，一直在水利部门搞技术工作。后来，由组织安排到市侨联工作。1989年，为了民建工作的需要，经王玉璞同志和市委统战部同志的动员，和我同时进入民建市委会。应该说，不论从当时或现在的角度看，也不论从统战工作和一般机关工作的角度看，他都是一位比较称职的同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水平，他的清白为人的思想境界，给我留下的映象都是比较好的。人无完人，金无赤足，一个从搞技术工作转到搞统战工作的同志，他在工作方法上确实需要改进和提高，但只要假以时日，相信他是能够做到的。这次换届选举，从酝酿提名，协商推荐，报中共市委批准，到选举前民建六届常委会向大会主席团正式提出候选人，几个月的时间，虽然有不同意见，但主流意见一直是赞成的。选举安排在下午进行，当日上午召开小组召集人开会议，听取各小组对候选人的讨论情况时，才从两个组汇报情况中知道有异常情况。我立即找市委统战部的同志和王玉璞同志商量，并请王主委在会上讲了顾全大局的道理。但下午选举时，他仍然落选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时在民建有较高的威信，能够提前知道会议中有异常情况的信息，能够对多数不知情的同志作好解释说服工作，是可以把局势扭转的。但因为我的这些失误，导致了这位同志落选，给会议带来了瑕疵，给这位同志带来了很重的包袱，也使我终生遗憾。时过境迁，往事如烟，大家都退休在家了。对这桩事，彼此都有了承受能力。我把这件事记下来，请以后同志们在换届选举时引以为诫，多作细微的工作，以免造成损失，引起对人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