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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下的记忆 ———回忆我的父亲及贵阳煤矿鹅颈冲 作者:李芳
鹅颈冲马鞍山因双峰耸立，形同马鞍而得名。当年，贵阳煤矿家属区就分布于山脚下，它是附近最高最大的山峰，也是我童年时代“挖折耳根”、“采兰草花”等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它见证着贵阳煤矿昔日的兴旺…… 1957年7月，省工业厅决定开发地处贵阳市北郊与修文县交界的鹅颈冲煤田，并接管了原修文县工业局主管的鹅颈冲煤窑，于此成立“贵州省贵阳煤矿”，为省直属企业。当年，我的父亲李绍奎随原苍坡煤矿百余人调到贵阳煤矿，参加筑路掘进等初创工作。贵阳煤矿首任党委书记陈德明是由仁怀县委副书记调任的，各地调来的工人借宿在鹅颈冲、猫跳石、摆茅等村寨农户家中，直到煤矿成型出煤，才逐渐修建职工宿舍，借宿在附近农户的职工及家属才分批迁入。贵阳煤矿在鹅颈冲寨侧设立矿部，修建了两层砖木结构的矿部大楼，一层砖木结构的职工医院及部分职工宿舍，后来称为上片家属区。矿部、医院、职工宿舍均为红砖红瓦建筑，与当地农房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能住进上片家属区的都是矿部干部及家属。随后，又在马鞍山下滴水岩修建职工宿舍，称为下片家属区。下片家属区均为木架茅草房，墙壁是用竹片编织糊上一层黄沙，再刷上白石灰而成，长长的一栋房子内分二十多间，如同“鸽子笼”，居住的都是一线矿工及家属。1958年春，我的母亲卖掉狗场(今金阳新区附近的金华镇)三铺街上的房子，带着我的大姐、大哥举家搬迁到马鞍山下的家属区与父亲团聚。二哥和我及妹妹都出生于这里，这里即成为我们兄妹的“衣胞之地”了。 一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个败落的小地主家庭。祖父嗜赌，又吸食鸦片，做“袍哥”中的“饭甑子”大爷。祖母周氏是毕节海子街富户周祖福的“大小姐”，嫁给祖父后，祖父把家中的祖遗财产“败个精光”，也无颜再求娘家资助。大约是在1924年3、4月间，父亲半岁时祖父病逝于清镇县蔡家水。可怜而坚强的祖母就用一张狗皮背起我的父亲到平坝、清镇等地帮人为生，苦节抚孤，霜居而终。父母成家后，夫妇离乡外出谋生，最后落脚狗场三铺街上。1943年，父亲到贵阳筑东煤矿翁井当矿工。解放初，父母在翁井附近的三铺街上分有田土及住房，我的大姐和大哥就出生于三铺。父亲当了民兵，参加“清匪反霸”。随后回矿(改称“国营贵阳苍坡煤矿”)继续工作。 父亲调入贵阳煤矿后，旋即被矿部派往赫章铅锌矿和遵义学习井下及地面爆破技术，矿里与父亲一同去培训的有陈福清、李子刚等人。1959年12月培训结来，即由贵阳市公安局颁发《贵阳市爆破员工执照》。父亲回矿后担任爆破员，从井下掘进到地面修桥筑路岩石爆破，绝大多数都由父亲及同去培训的爆破员操作。由于父亲胆大心细，从事爆破工作以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但也闹过许多惊险。有一次，父亲在矿井掘进头装好炸药后，牵线外出，清场中有一位矿工在煤船子中睡着了，没有听到撤离的叫声。父亲虽然把电线牵到起爆点上，总觉得心里“不舒服”，又再次回头巡视，才发现这名熟睡的矿工，吓得父亲一身冷汗。如果父亲粗枝大叶，这名矿工就要“牺牲”了。又有一次，父亲装好炸药引线外出后，再次回掘进头巡检，有一位刚入矿工作的青年人没有见过起爆器而好奇，悄悄拿起起爆器胡乱拔弄，幸被周围的老矿工及时发现而制止，父亲才幸免于难。爆破员这个职业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哑炮”、“瞎炮”的处理，不小心就会伤及自已。矿上一位姓陈的矿工就是处理“哑炮”时，不小心引燃炸药而被冲成“黑脸”，造成终生伤残。过去，矿上还流传着“陈聋子”的一个令人悲痛的故事，许多人还把它作为一个大笑话来摆谈。陈老者耳朵有点“背”，有一位爆破员把电线牵出爆破点后，到掘进头去巡视，发现起爆电线拉得太紧，遂向外呼喊“放线”，而“陈聋子”听成了“放电”，扭动起爆器而将爆破员炸死。而父亲经常对家人说：“井下放炮是‘血盆里抓饭吃’，回到家里来才能说过了一天呀”。 贵阳煤矿在陈德明书记的带领下，生产与建设并重，矿部修建立了大会礼堂、职工医院、职工食堂、职工澡堂等生活配套设施，还在修文县境小河沟开办新井。鹅颈冲矿井1959年正式投产，当年产煤22万吨。1963年，矿部由鹅颈冲搬迁到小河沟，并在修文茶田开办新井。在小河沟、茶田工作的矿工住的多是单身宿舍，鹅颈冲仍然是矿工家属的主要聚居地。“文革”以前，贵阳煤矿就在鹅颈冲办起了子弟学校，矿工子女均在此就学，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子弟学校读的小学和初中。鹅颈冲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为兴旺，居住的矿工及家属就有近两千人，贵阳煤矿仍为当时最大的省属煤炭企业。地方商业局、供销社、粮食局在鹅颈冲上、下片家属区设有商店、粮店及自然形成的菜市场。通往上下家属区的公路两旁安装有路灯，家属区夜晚灯火通明，还装有高音喇叭，早中晚准时播放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等节目，有时还插播矿部的紧急通知、重大决定等内容。省、市运输公司的运煤车辆白日夜晚络绎不绝，真是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省黔剧团等许多文艺团体曾在大礼堂演出过，矿部文艺队还在大礼堂排演“样板戏”，还经常放映各种电影，还在这里吃过“忆苦饭”，开过“批斗会”。 “文革”中，贵阳煤矿更为“热闹”。矿上有“四一一”等造反派组织，两派曾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父亲一直留在鹅颈冲矿井工作，被“革命群众”划为“保皇派”，我的大姐在子弟学校参加了“造反派”，父女俩在家“辩论”。大姐说：“陈德明(矿党委书记)、罗百金(当时的矿长)是反革命当权派……”而父亲则说：“我和罗白金从苍坡矿上就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来，他是什么反革命我还不知道？……”。在争辩中，父亲气愤不过，拿起他吸烟用的长烟杆打了大姐一顿。而矿党委书记陈德明的命运更惨了，陈书记平时没有什么“官架子”，与矿工同吃同住同下井，与矿工们共同攻克遇到的技术难题，为人谦和，同父亲也较为熟悉。不论是在小河沟、鹅颈冲，老工人们都认为“陈书记是个好人”，不愿去揪斗他，而造反派把他弄到省城贵阳、修文县城等地去“大批大斗”，手臂被打断，回到家里，他的爱人陈妈妈胆小怕事，没有及时照顾到丈夫，陈书记只得在悲愤中上吊自杀了。矿上造反派曾组织“革命积极性高”的矿工及家属到贵阳城里去参加“攻打黑大楼”的行动，狼狈地大败而归。在鹅颈冲曾自制手榴弹等武器，因技术不过关，炸死“自已人”而作罢，还在上下家属区之间的团山上修筑碉堡。我们儿童时还到翻沙车间去拾手榴弹的沙模来玩，但不敢上碉堡周边去。当时有位姓戴的湖南籍矿工当上了“政委”，“戴政委”每天都背起一枝冲锋枪，在矿区巡视，威武得很，大人小孩都“怕”他，小孩子们更不敢上他办公的碉堡周围玩。后来“戴政委”因带队打死了当地的农民，被判刑坐牢去了，这种“热闹”也就消停了下来。 贵阳煤矿鹅颈冲虽然经历了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生产还是照常进行着的，后来还派驻了“军代表”，在矿上驻得最久的是一个姓马的团级老军人，人称“马政委”。也有两位年轻的，其中一位南京籍的“军代表”还在矿上娶了老矿工谢××的女儿为妻，还“培养”其岳母入了党。父亲是“文革”前在矿上就入了党，因没有文化，嘴又笨，又不会逢迎干部，更不会去“跟风”整人，各种运动来了只会去“听会”，走马灯式的各类领导就不会“沾”上他而落得“清闲”。他除了上班，下班后就去滴水岩造梯土，种瓜种豆种菜、喂鸭补贴家用。在工作上，父亲从不马虎，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又肯帮助他人，人缘较好，许多人都乐意把“优秀”、“先进”之类的名额让给了他。那个年代，获得“优秀”、“先进”之人，除了发给一纸“奖状”之外，奖品多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等“红宝像”、“红宝书”之类的东西，我家里后来收存了一大箱子。 二 父亲给我留下记忆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是“粮食困难时期”收留李太太和李坤芳母女。1960年，贵州各地农村因“大放钢铁卫星”后而造成饥荒，饿死了许多人，数金沙、织金等县最为严重(隐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与我父亲一道工作的织金人李叔叔，其母亲和妹妹由织金投亲而来，叔叔的老婆硬是不给饭吃，将婆婆和小姑子赶出家门，婆婆和小姑抱头痛哭，投奔无门呀！我父亲是孤儿出身，见不得这种事，遂将她母女俩安顿住入我们家中。父母商量决定将她母女收留下来，李太太帮忙照看我近两岁的二哥，姑妈在矿上做点临时工。父亲后来还去织金把她母女的户口迁来落入我家的户口簿上，成了有口粮供应的居民户。小姑李坤芳到了出嫁年龄，嫁给了一位退伍安置在贵阳客车站当驾驶员的人，结婚进城居住。逢年过节，小姑都会从贵阳回鹅颈冲来看望我父母，把我父母当作最为亲近的娘家人。小姑因为有居民户口，嫁过去日子当然好过。小姑常对人说：“没有李绍奎大哥收留我们，回织金只有饿死”。事过多年，困难已经渡过，我父母亲又给太太和小姑做“疏通”，让她们原谅子媳、哥嫂过去的行为，合好相往。李叔叔更是视我父亲为兄长，交往也比他人密切。父亲把我拜寄给他作“干儿子”，我就喊李叔叔叫“干爹”了。1973年，贵州省煤炭局从贵阳煤矿选调近百名熟练矿工去盘江矿务局老屋基矿工作，干爹调盘江举家而去，许多年没有互通音信了。1992年10月，父亲在贵阳煤矿小河沟医院去世，小姑前来奔丧，抚尸痛哭，送的“奠礼”也最重，可见一片真诚的恩情。 第二件事是养鸭子补贴家用。我们家吃饭人口多，母亲在矿上做“家属工”被清退回家，仅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十分艰难。因我家门前有河流田坝优势，父亲就买了几只鸭子喂养，逐步壮大成群，吃肉吃蛋就有来源。老亲戚朱德光在摆茅大队当“干部”，矿家属区周围的田土属于他管辖。母亲带着我们常去朱德光家借石磨推包谷面、做“包谷粑”，朱家的老老小小都很热情。我家喂的鸭子在农民栽秧以后直至水稻收割，都是圈养在门前的一段小河沟里，也时会“逃脱”跑到秧田中去觅食，农民们看见只是打个招呼“看好你家鸭子，不要薅坏秧苗”而已，但也暗暗“眼红”。鹅颈冲生产队的夏××夺了朱德光的权，当上了大队支书，见朱德光与我家交往亲密，就要找把柄“整治”一下。“夏支书”亲自蹲点，“看守”着我家鸭子，发现一只进田就打死一只，并拿着去矿部“告状”。后来，我们家只好把鸭子全部杀来吃了，省得再去“惹祸”。这个“夏支书”争强好斗，经常带着一帮人干掀水池、割水管、阻矿井、没收家属开垦的菜园子等，找矿上“麻烦”的事，矿地关系形同水火。最后，“夏支书”因树典型失言“侮辱毛主席”而落马，退去了当年的“神光”，不再神气。后任支书也注重与矿里改善关系，矿地又和睦相处了。 第三件事是装殓遇难矿工及病逝家属。在贵阳煤矿鹅颈冲，凡是有矿工在矿难中死亡或家属去逝，都是由其家属请父亲去给死者剃头、洗澡、穿衣，包裹丝棉，装棺入殓。剃头绝大多数在晚上进行，由父亲一人操刀完成。如遇夏季尸体易臭，就让人喷洒酒精避去臭味。有时从死人口中冒出来一口臭气，他就会恶心得几天都吃不下饭。这种帮忙的活路，许多人都不愿去做，不愿直接接触死尸，那怕是死者的妻子儿女之类的至亲之人。有一天晚上，一位矿工的老父亲去逝，有一个姓王的“酒疯子”在帮忙的人群之中，父亲在灯下给死者剃头时，因围观的人多，电灯也挂得较矮，就招呼“不要撞倒灯泡”，那知父亲这句不经意的话，激怒了这位“酒疯子”，认为父亲在骂他，因他是个“癞子头”，人们戏称他“灯泡”。此时，“王疯子”借酒来神，破口大骂父亲，从灵堂中提起斧头要找父亲算帐，幸有众人拉开，才避免一场“血案”。从此之后，父亲在人多场所说话就很注意，生怕“冒犯”别人之忌。父亲不会喝洒，可谓滴酒不沾，只抽土烟叶，一根长竹烟杆用得发红发亮，见着醉酒、好酒之人敬而远之。后来父亲生了一场叫“否嘴疯”的大病，因忌讳进“丧堂”，从此不再帮人做装殓死人的“帮忙”活路了。父母虽然为人低调而又心地善良，在“粮食紧张”的年代，家中仍然照常招待来客吃饭，但也遇到一些“翻脸不认帐”的人和事，父母提起也有一些“寒心”，但也坚信着“好人自有好报，恶人终有报应”的道理。 此外，还有我童年时曾遇到两次“凶险”。第一次是被“火烧”，遇邻居田大姑爹救起，第二次是去爬上马鞍山，误食“马桑籽”，回家后就不省人事，幸得大姐发现，立即背送矿医院洗胃、打强心针，矿上立即派人把在井下上班的父亲叫到“医务室”，守护着“抢救”，被矿医院一位叫施诚的上海医生救了。两次“差点要命”的凶险，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三 1973年以后，鹅颈冲因井深水大而逐步回采，多数矿工分别调到小河沟、茶田及息烽南山井去了，而老弱病残的矿工却留在了鹅颈冲。父亲因长期从事井下爆破，得了叫“三期矽肺”的职业病，不能再干“井下工”，回地面安排工作。1975年7月，父亲由贵阳煤矿选派到乌当区羊昌公社大山知青点当“带队干部”。父亲到大山知青点后，带着知青种树种地，首先解决口粮问题，让知青填饱肚子，并积极争取把知青选送参军、回矿安排工作，因而得到知青们的拥戴。1977年3月，父亲由大山知青点回来，到鹅颈冲又带了贵阳煤矿的最后一批“社青”，直到办理退休。 在鹅颈冲家属区，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位老邻里，他们都有着非凡的经历。陈凯陈伯伯，四川人，抗日战争中当过“中国远征军”，与日本人打过仗，从他的嘴里，我第一次听到“远征军打鬼子”的故事。另一位陈伯伯叫陈贵，他是湖南人，给我们讲“大刀砍鬼子”，他是从死人堆里活着爬出来的，亦为第一次听到“国民党抗日打鬼子”的故事。当时对孩子们讲这些故事，是“犯讳”的，是在“毒害青少年”。还有一位田占清大姑爹，他是贵州赫章人，参加过黔军部队，知道黔军“崇武学校”及毛光翔、王家烈的底细，是个“兵油子”，解放初当过土匪，是匪首“麻幺弟”身边的人，打过解放军，后来隐身煤窑，起起落落被“阴火”烧过三次未死，最后在苍坡娶妻成家。他原在老家有一个老婆，并生有两个儿子，因“犯了命案”而逃离家乡，解放以后都没敢回去，直至晚年才告诉家人“还有两个儿子”的事。他在鹅颈冲矿井下受过伤，头上留下一个大包，许多人又叫他“田包包”。田大姑爹与我家是一墙之隔的老邻居，与父亲早年就是苍坡煤矿的同事。我大约在四、五岁时，因冬天烤火而引燃棉裤，家中只有我一人在家，又不会自救，我穿着燃烧的棉裤哭喊着直奔他家。田大姑爹正好在家休息，见此情形，立即用双手扑灭我身上的火苗，他的双手还被烧了几个大水泡。田大姑爹平时“好酒”，他常和矿工王老者在他家里喝醉酒后又唱又跳，跳的是苗家“芦笙舞”，田大姑妈还不能多嘴，扫了他的兴就要挨打。他脾气不好，但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还有许多如杨老告、黄世明、陈妈妈等志愿军战士，告诉了我志愿军在朝鲜的故事。杨老告是贵州铜仁万山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后到贵阳煤矿工作，曾为贵州省党代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从贵阳座专机到北京，见过毛主席。杨叔叔同我家是后来的隔壁邻居，他的二女儿和我是同学。“四人帮”倒台后，说他是“四人帮”在贵州线上的人，被“凉办”起来了。他不知不觉地被人“抬上了天”，又被很很地“摔下了地”，他有一肚子的“委屈”啊！后来整天同我的父亲去“开荒”种土烟、栽瓜种豆为乐。 我在鹅颈冲子弟学校起蒙读书，我乳名“老九”，当时不能用作“户籍名”和“学名”。户籍名是大姐去公安派出所“上户口”时报取的“李峰”，而父亲到学校给我报名时，老师把我的学名写成了“李芳”，此名(后来户籍中的“曾用名”)一直用沿用到我“正式”工作，后来当作“笔名”使用至今。在子弟学校，给我留下印象的老师有小学的王梦桃、罗世先，初中的刘世禄、涂榜诚、彭万发等人。刘世禄老师是四川重庆人，读过四书五经，解放前在重庆上过高中，后来贵阳煤矿教书，他管教学生最“凶”，打过学生的“板子”，很多学生都怕他，他与我家同住在一个家属区。我在家属区当“娃娃头”，打泥巴仗的“九司令”的时候，曾经“整治”过他，让我们暗暗地“好笑”一段时间。有一次晚上打“泥巴仗”用石头把他家窗户、房顶砸破了，他起来抓住了一个“小兵”，这个“小兵”把我供了出来，第二天他在冲进我们班上找我这个“九司令”算帐，把我的头敲了一个包，也让我在同学面前出了“洋相”，我答应给他去修补房顶及窗户才了事。后来，我真的去给他修窗户，并在他家吃了几顿饭，受到他“和风细雨”的启发教育，从此不再干“九司令”了，刘老师也并不那么可怕。我升入初中，他教我们的语文，我常去他家“问”作业，在他家中第一次看到《辞海》及《古文观止》等一大书柜书籍。从初一下半学期起，我由“最差生”迅速跃升到前一、二名直至初中毕业，我曾获得过一次全校唯一的市级“三好学生”。刘老师遇见父亲就常夸赞我“有出息”，父亲亦很感激刘老师“严师出高徒”。事隔多年，我的同学还说：“是刘世禄把你的天门打开了，难怪你有今天……”，至今我还深深地感激我的这位“敲开天门”的恩师。1979年，贵阳煤矿鹅颈冲子校初三毕业班学生全部参加贵阳市高中统考，仅我被白云一中录取进入高中。贵阳煤矿划归林东矿务局后，时逢教育改革，原学校老师分流到矿部和矿务局去了。 我高中毕业回到贵阳煤矿参加“家属队”，在茶田做“装煤工”。同时，我放弃了“顶替”父亲参加煤矿工作(所谓有招工指标的“正式工”)的机会，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不好找工作”的小妹妹。我在上高中时，因受老师的影响，立志要当“作家”、“诗人”，我的处女作《冬天的太阳》组诗被区文化馆编印的《白云》创刊号采用。在干“装煤工”期间，我的《矿工妻子的话》一诗，在省总工会宣教部主编的《贵州工人作品选刊》上发表。林东矿务局桐梓、石硐、南山煤矿及贵阳煤矿多次招工，因眼睛“有近视”而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之门外。据说我多数招工“不合格”，是被一位说普通话的“资深”女劳资科长看“体检表”后而给“刷”下来的，听说她是矿长或书记“夫人”之类“不好说话”的角色，父亲不愿去找她“求情”。父亲亦能理解我的志趣，还“避开”我的母亲暗地里拿钱给我去买书订报，极力支持我读书“跳”出他干了大半辈子的“挖煤”行业……。后来我离开鹅颈冲到白云区去当代课教师、干机关秘书、做史志编辑，干的都是一些没有“招工指标”之类的“临时工”，打了十近年的“烂仗”，“作家”、“诗人”的美梦破灭。父亲去世后，母亲从鹅颈冲搬到小河沟矿部居住，我亦很少到鹅颈冲去了。
沧海桑田，往事如烟。如今鹅颈冲马鞍山下当年的“子弟学校”已不见踪影，当年的家属区大多化为农田，当年门前清澈的小河沟变成干枯的“黄水溪”……望着许多厂矿留下的荒凉遗迹及矿工们留下的座座坟茔，回顾着当年繁华热闹的情景，远去的工矿----父辈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地方----我的“衣胞之地”，只留下一片片平凡的记忆了。
作者简介：李
芳，1963年出生于贵阳煤矿鹅颈冲，大专学历，民建会员，中共党员。历任贵阳市商业银行白云支行信贷部经理、瑞金支行行长助理、贵阳市商业银行工会副主席、白云支行行长助理等职。现任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专业委员会理事、白云区文联委员、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