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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于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的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重要历程片断回放 作者:任瑞羾
2011年，对世界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对中国人民而言也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既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迎来了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两个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纪念年份相聚于同一年，不仅仅是时光岁月的简单累记，更重要的是它记载着新中国成长建设的光辉历程。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这90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洗礼，也经受住了历史的沧桑和命运的考验，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以崭新的姿态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建设谱写出无数华丽的篇章。 回顾历史的脚步，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从而使得自己的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海外之邦国。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也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也由盛而衰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 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并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这次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但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使得这次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飆。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同时，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也逐渐形成，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是这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 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但随着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人也由此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1924年5月，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正式开学。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不断滋长。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随后成为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在1926年展开的北伐战争中，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从而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胜利。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这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尽管这时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 1928年四月下旬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而“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这样，使得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可以说，“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突围中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1936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杨靖宇等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力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而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也渡过严重困难，进入再发展时期。这时，国民党仍然采取避战观战的态度和限共反共政策。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阐明实施这一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大会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党总结中国近代特别是建党以来经验作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决策。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国战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发动夏季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行动上取得主动地位，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重要条件。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国抗战的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他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亲赴重庆，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赞誉。经过四十三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通过战争来削弱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就已经暴露出来。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阎锡山出兵攻打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等在重庆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和抗战后相继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也积极参加反对内战的斗争。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建议，签订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同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 1946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行动的不断升级，全面内战日益迫近。6月26日，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人民军队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八个月内歼敌71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使其“速战速决”的反革命计划破产。 全面内战开始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官僚资本极度膨胀，广大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人民军队由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为了使土改顺利进行，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方法，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作风和成分不纯问题。在土改运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明确规定了土改工作的总路线总政策，使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和鼓励支持，促使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人民革命，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因而遭到国民党的仇视和残酷迫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曾经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彻底破产。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国民党民主派实行联合，在香港正式合组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陆续摆脱国民党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蒋介石为挽回败局，要求美国增加援助或美、苏出面“调解”未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宣告“下野”，退居幕后。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全会号召全党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尤其要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国民党反动政权既被推翻，筹建新中国的条件便已成熟。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次政协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于9月30日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