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共产党   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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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仁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倍感亲切，又深深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一九一九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运动后期，工人阶级以崭新的独立姿态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并取代民族资产阶级而成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导力量。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开始自觉地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解放的曙光。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九二零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就开始探索和酝酿建党事业，四月，俄共派维经斯基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从五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问题。

同年八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发起组重要作用。十月，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同年秋，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目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一九二零年底至一九二一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一九二一年春，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一九二一年春，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何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选进分子组成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但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二零年九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月刋，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广州有《劳动者》和《工人月刋》，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刋》，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一九二一年三月，在俄共远东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党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六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组织写信发生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七月二十三日，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二十三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由于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所以未派代表出席）推举的代表共有十二人，分别是李汉俊、李达、张国寿、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英、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的心目中他们仍然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并发表热情的讲话。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七月三十日晚，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因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三十一日清晨，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南湖，会议首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它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献。会议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议》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要求对现有的政党采取独立政策，并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密切关系。最后，党的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三人组成党的中央局。

党的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近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开天大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二、党的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华盛顿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签署“九国公约”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名议上是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实际上是列强在承认美国占优的前提下，共同统治中国，并限制日本独占图谋，防止英日结盟。这给中国的政治局势带来了重大影响，军阀混战加剧。如此局面国人忧心忡忡，提出各种解决时局的主张，控制中国政权的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地方军阀则要求“自治”或“联省自治”，改良主义者设计“好人政府”，孙中山重新举起“护法”旗帜。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莫期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指出远东各被压迫国家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把会议的精神带回了国内，为党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纲领提出了理论和策略依据。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地方组织的代表等共十二人，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和张太雷。他们代表着全国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鉴于党的一大曾遭到法租界巡捕破坏的教训，二大只开了三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则分组进行讨论。

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与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少年运动问题》、《妇女运动》和《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九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担任主编。

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李汉俊、李大钊、向警予（女）为候补委员，陈独秀被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为委员长，张国焘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向警予为中央妇女部部长。

党的二大正确也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党的三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一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进四十人出席大会，代表了全国四百二十名党员。

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规定，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时，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莲、项英、罗章龙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调职改为王荷波）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作了准备。党的三大之后，国共合作步伐加快。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共产党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其次，南方革命形势变化，国民革命进一步发展有了坚实的条件。最后，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应孙中山之邀到广州，具体指导孙中山政组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一百六十五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二十三名代表为共产党员。孙中山主持了大会。大会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取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同意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

四、党的四大兴起革命高潮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有陈独秀等二十人，代表着全国九百九十四名党员。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共九人，分别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和李维汉。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此次大会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对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产生了巨大作用，工人运用由此迅速复苏和发展。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宣扬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活动。国民革命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形成了又一次革命高潮。

一九二五年二月开始，上海二十二家日高纱厂近四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打人和无理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二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十九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三十三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三十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领导。

三十日，正当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时，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一百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当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等人组成行动委员，具体领导这次斗争，从六月一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五卅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唤醒了中华民族，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五、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凌晨，早就做好准备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反对时，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解除了上海二千七百名人工纠察队的全部武装。工人纠察仓促应变，死伤三百余人。驻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也纷纷出动，帮助蒋介石屠杀群众。四月十三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十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到宝山路周凤歧部请愿提出发还工人纠察队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祸首，粛清流氓等要求。当清愿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村，突然遭到蒋介石军队的武装袭击，一百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江浙区委书记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在此政变中英勇牺牲，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血腥屠杀，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如何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从危急中挽救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关心的问题。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大会代表八十二人，代表着全国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十一个问题。

大会选出了由陈独秀等三十一名正式委员和毛泽东等十四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征兆、张太雷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组成。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重大问题，都未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因此，这次会议并没有能够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

党的五大之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逐步走向反动，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反共事件增多增大。然而，陈独秀、鲍罗廷等人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对汪精卫采取迁就态度。中国共产党对此越来越不满。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党务委员会。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共行径，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了三年的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了。

六、党的“八七”会议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首先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随后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向问题作了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批评了中央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极端重要性，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也受到了一定批评。会议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并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八七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及时纠正了党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七、党的六大提出了民主革命阶级的十大政治纲领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地人表一百四十二人，代表全国四万多党员。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二十三名中央委员和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大会同时还选举了中央审查委员会，孙律明、刘少奇、阮啸仙为正式委员。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党务委员会员，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这次会议对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提出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在清算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同时，大会还会批评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错误。

八、遵义会议召开，红军长征胜利

长征开始后，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战略转移前没有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而且将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定式的行动，致使红军继续蒙受损失。当红军实破湘江防线时遭遇优势敌军的进攻，人数从八万多人锐诚至三万多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指挥上的错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式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三月中间，在贵州鸭溪，苟埧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要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一九三六年，红二、四方面军全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中国革命大本营转移了西北，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局面。

九、为实现民抗战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在“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一度低落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涨。天津、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抗日学生运动，工人们也以罢工形式支援学生运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权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抗日热潮席卷下的中国已处在政治变动的前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同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议精神，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将“反蒋抗日”政策转变为“通蒋抗日”政策。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十月，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此参加“剿共”。十二月初，蒋介石亲自往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诚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让主张，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

面对错综复杂的收治形势，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事变性质和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要的推致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时局转换的转折点。

十、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与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度，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七大的代表共七百五十五名，其中正式代表全党一百二十一万党员。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在大会上毛泽东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四十四人，中央侯刘委员三十三人。六月十七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旧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主席。

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党的七大一个重大历史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党的七大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十一、伟大的战略决战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中国反对外来侵略者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权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万民欢腾。胜利降临了，战争结束了，但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敞的民生、残破的经济等。都没有随着抗日的结束而消亡，而国民党蒋介石内战方针早已确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协议，并扬言要在三、五个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队二十二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从国共同战全面爆发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隔仅有三年零三个月，这样的转变发生得如此之快，在战争开始时，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还是美国、苏联等国都没有预料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如此速度的以弱胜强，其根本原因应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十二、新政权建立和巩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点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五十六名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下午三时整，首都三十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国歌声中，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中国可谓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整个经济处于极端落后状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新中国，猜测它能否站住脚，会不会坚持不住而失败。然而，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尽管其间还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就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均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一九七六年十月，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中国得以摆脱不断的政治运动。但这时候中国人发现自己太穷了。一九七八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世界的百分之一，外贸进出口总额为二百零六点四亿美元，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一九七八年，中国人均GDP只有一百二十七美元，而美国人均九千六百八十七美元，是中国的七十六倍，联邦德国是中国的八十一倍，日本是中国的六十六倍。中国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排序中和著名穷国扎伊尔并列，可是说是一个标准的穷国。

在一九七八年开始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没有照搬上报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没有让新自由主义牵着鼻子走，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从一九七八年到二零零八年的三十年中，中国的GDP年均增长高达百分之九点八，二零零九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三千多美元，两亿人口脱离了贫困线，积累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二零一零在经济总量上，中国首次超越了世界强国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经济史上奇迹。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九十年前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群知识分子在上海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九十年过去了，这支队伍从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发展到八千多万名共产党员，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国人口数量，成为名副其实的超大型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老的中国涣发了青春。经历过、徘徊、焦虑、坚韧、突围、前行、奋进的中国共产党正率领全中国人民创造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会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跨越各种障碍，为实现其既定目标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