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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往事 笃笃深情 作者:盛桂芝
今年是祖国60周年华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60周年，我生在新中国解放后，可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同时，我在民建机关工作二十几年，也算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名老兵了。在20多年的会务工作经历中，亲身感受到会内老同志们积极参政议政、主动建言献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直接受到前辈们耳提面命的把手执教；耳濡目染了他们谦逊务实、知人善任的好传统。那些令人难忘的人和事，时常萦绕我心。 在迎接伟大祖国60华诞之际，撰写这篇纪念文章，回首在民建机关度过的8000个日日夜夜，回想起那些令人难忘的人和事，不免感慨系之。现将这篇载着我深深的敬意的拙文献给那些给我的人生转折有重要影响、帮扶着我在党派工作这一领域一步一步前行的同志和朋友们。 22年前、当我在人生之旅上艰苦跋涉时，一位受人敬重而与我素昧平生的领导人引领我跨进了民建机关的大门，铸成我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就是原民建贵阳市委主委、民建贵州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王玉璞同志。 记得进机关才两个月，经王主委提议，我在市民建主办的北京经济函授大学贵阳分校担任了副校长。当时，一些同志对此不理解、不支持，他亲自找这些同志作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小盛很年轻，叫她来当副校长，是嫩了一点，但年轻人有干劲、有精力，而且她搞过好几年的教学管理工作，这正是她的优势所在，我们应当给他们压担子。孙起孟主席一贯倡导要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这正是给年轻人一个实践锻炼的机会。玉璞主委一席话说得我心中好生感动，我暗下决心，一定尽心尽力干好这工作，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当然，在后来的工作中，有咨询培训处全体同志的鼎力相助、有教育支部老师们的大力支持，我总算完成了担当的工作任务，没有让领导和同志们失望。 还是那年夏天，学校准备组织全体学员到贵州铝厂参观学习，并要在厂里召开一次以振兴贵州经济为主题的教学研讨会，这样一场有省教育厅、市政府和铝厂党委领导出席、有700多人参加的大型的活动由谁主持，王主委和教育支部袁永生老师又竭力主张把我推向前台。为了筹备好这次活动，咨询培训处杨士强副处长和袁永生老师带着我在方圆十里的贵铝厂区内来回奔波，联系落实有关事宜。赤日炎炎，我们一路辛劳，赶回贵阳时，已是晚上了。当我们到王主委家里汇报时，老人家马上叫人端来一盆热水，一杯凉茶，一大盘饺子，并详细询问了整个安排过程。对我们未考虑到的一些细节，又一一作了交待。这次会议主持得很成功，省市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我心里明白，没有领导的信任鼓励，没有其他同志在后面十分默契的配合支持，我纵有三头六臂也是蹬跶不开的。 如果说王玉璞是我人生之路出现转折的领路人的话，李清竹同志则是在民建这个大家庭中关心帮助我成长进步的兄长了。 1994年4月，在民建机关工作7年后，我作为后备干部被选派到花溪区花溪镇挂职锻炼，担任分管乡镇企业的副镇长。在花溪两年间，我安顿好还在读小学的女儿，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在发展社区经济和乡镇企业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市区两级政府给了我很大的荣誉。1996年初，在挂职期即将结束时，镇党委书记动员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区委组织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来继续任职。当李主委知道后，当即与市委统战部联系，要求我挂职结束，回到机关另有任用。当时的统战部长牛秉章也说，党外干部派到基层锻炼就是选拔培养的一种途径。在挂职结束以后的去留问题上，市委会和统战部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服从了组织安排，挂职期一结束，我就回到原来的岗位——社会服务处。当年12月，在民建全委会上，被选为秘书长。当时，我是民建恢复工作以后，第一个从机关中提拔起来的干部，而相对一些同志，他们在民建的资历、经历、经验都优先于我，自然地在一些人中就有些不同看法，我工作也有畏难情绪。有一天，李主委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机关里面培养起来的年轻干部，当秘书长要听得进闲言碎语，容得下不同声音，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脚踏实地作好每一件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同时，要保持这样一种心境：“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际云卷云舒，”。这样你就不会被一些眼前的景象所烦恼了。这些话，直至今日我仍牢记在心中，并时时警醒自己，不骄不躁，不卑不亢，用心做事，坦然做人。 此后，我在处理工作中遇到一些难题、感到苦恼、困惑时，他耐心指点我，要与统战部建立起融洽的工作关系，要养成有大事跑统战部、有矛盾跑统战部、有困难跑统战部的习惯，要学会多联系、多协商、多沟通，这不是水平能力的问题，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是将坚持党的领导与独立自主办会贯彻在会务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这些指教，使我受益非浅。 我工作中时时有急躁，急于求成的毛病，他经常提醒我，人生的目的并非完成所有的事情，你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要善于依靠和调动干部和支部的同志去完成，要与支部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信任、关心、帮助的关系，这样，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帮，会员工作有人做，整个民建的工作就活了。 在我主持会务工作的实践中，他经常耐心指点，冷静提醒，热情鼓励支持，如有过错，他不苛求责难，而是从各方疏导，尽量为我创造好的工作条件。正因如此，使我逐步适应新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和进步，对此，我充满感激和欣慰。 在民建机关与我共事的同志中，许宝茜(注)作为一位领导、一位大姐、一位朋友，同样以她的言行给我以影响、感染和鞭策。这位六十年代毕业于北农大的福建籍大学生，来到贵州后，先后担任过技术员、副区长、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90年调到民建机关分管支边培训工作。作为我的领导，在与之共事的几年间，她那份热爱山乡、钟情事业、执着智力支边的工作热情，她那种以身作则、吃苦耐劳、乐于助人、不思回报工作态度以及待人谦和、宽容、诚恳、坦然的宽广胸怀至今让人难以忘怀。这里仅记两件，略表遥念之情。 1990年，市民建承担了乌当区百宜、新场两乡的教育支边任务。宝茜带着我和士强同志先后7次到乡里联系，从授课时间、地点、内容、教师、食宿、往返交通等一一安排落实。可就在开班前几天，新场乡王保堂一带发生伤寒疫情，听到此消息，因病发烧在家休息的宝茜，马上收拾起提包、电筒、漱洗用具，并把针药放进保温瓶中再塞上冰块，搭上农村公共汽车，一路颠簸直奔乡政府了解情况，并把老师们的吃住环境全部检查一遍，直到一切安排妥当了她才到乡卫生院打针。在乡里一呆就是八天，直到培训结束，把老师们平安送回贵阳，她才回家休息。此时人整整瘦了一圈。 1991年春节，当人们还沉浸在合家团聚的喜庆气氛中时，正月初六，新年后机关第一天上班、宝茜就带着我上新场去搞职教培训。春节期间挤公共汽车下乡非常困难。我和宝茜几乎是站着赶到新场。当看到老师正安坐在教室里时，我深为山村教师们的这种求学劲头和宝茜的敬业精神所感动。第三天，宝茜的课上完了，按理应及时赶回与家人团聚，可是附近的农民要宝茜教他们梨树高接换种技术，她欣然应允了。我们随着二十位农民，来到新场村后山上科技示范户白兴英家果园中。那天是正月初八，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宝茜头裹长围巾，脚穿反帮靴，手握果树剪，为一棵棵老梨树剪、接、包、扎，边示范边讲解。寒风冻得她的脸通红，握剪的手冻得收都收不扰，凑到嘴边呵呵气又接着干。这一幕幕动人的情景，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宝茜大姐就是这样以一桩桩、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工作，影响、感染着我，和她在一起，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激励和鞭策着自己。 民建市委机关年龄和资格最老的前辈伍静远，他在我为人为文的道路上，同样也倾注了前辈对后生诲人不倦的关注和爱护。我担任机关支部主任时，他常常给我讲会的历史，并时时提醒我们要虚心谨慎；我下乡挂职锻炼时，他谆谆告诫：尽快熟悉情况，尽早进入角色，在实际工作中摆正自身位置，尊重地方领导，虚心学习，注意调查研究，等等；我工作之余爱写点“豆腐干”文章，他常到办公室来和我切磋、商讨，从标题的斟酌，内容的编排，字句推敲到标点符号的用法都一一指点。那年，市政协文史办要我写两篇稿子，由于我忙于出差，写得很粗糙、笼统。伍老看后给我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使我很受感动和启发。我重新查找资料，作了较大修改后才交出去。此后我写的文章虽有所进步，但仍不得要领，原想挂职回来后再请他指教，未曾想到老人家竟溘然西归了。但他那宁静淡泊、谦逊诚恳、诲人不倦的风范却常留我心，提醒我时时保持平和谦虚的心境，勿浮、勿骄、勿躁。 1987年，我进入民建机关，第一个接触的领导就是热情爽快、经验丰富的杨士强大姐，是她带着我一步步熟悉工作。在管理经济函大工作期间，她带着我跑两城区、三郊区以及工商、税务、商委、教委、部队、学校、企业，还到安顺、遵义、凯里、长顺等地，与当地政协、统战部、民建组织取得联系，争取支持，了解培训信息，招收函大学员。几个月时间，招了来自全省50多个县区的近千名学员，足见当时经济函大办学的兴旺程度。此后，无论是办军地两用人才培训班，少儿美术班，还是下乡支边讲学，所有的筹备联络工作都是她亲自带着我干，而到了开课时，她又总把我推到前台，她自己则在后面，把一应后勤工作安排得妥妥贴贴、有条不紊，使我在充满信心的同时，也充满了责任感，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在民建，还有象长辈一样对我们既严格又慈爱的杨章法、邵喜峰、黄志文同志，有支持配合我搞好各项工作机关里的大姐们，有我所联系的支部主任何士铭、徐仁烈、葛熙丰、王友伦等同志朋友们。有这样多良师益友的教诲、呵护，我感到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新陈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而今已是两鬂染霜了，回头看看在民建走过的路程，回想那些难忘的人和事，我时时心怀感念和感激，也不忘这些精神传承下去的责任。眼看民建机关年轻同志正快速成长，我时刻在想，我曾经历了什么，我还应该做些什么。
注：许宝茜应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