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贵州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识和思考 作者:余维祥 十六大召开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于解决“三农”的问题在不断深化，指导“三农”工作的思路在不断创新，政策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的战略部署。因此，我省“十一五”期间“三农”工作的重大历史任务就是认清形势，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适时实施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着力以新农村建设为战略重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一、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总体上，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见表1： 表1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贵州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单位： 元
注：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2004》
可以看出：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09.3元增加到2004年的1721.55元，不考虑物价因素（下同），增长了15.75倍，年均递增11.18%,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261.26元增加到2004年的7322.04元，增长了28.03倍，年均递增13.68%。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收入都保持连续二十多年两位数增长，说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 二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在基数较高的基础上，年均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均快2.5个百分点，从而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额从151.96元增加为5600.49元，倍数从2.39变化到4.25，这说明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差距继续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差距继续扩大，带来一是农民沦为社会的弱势阶层，话语权越来越小，作为国家主人和统治阶级的内涵越来越少，农民的地位受到空前的挑战；二是农民人均收入很低，大量农村人口以微薄土地收入维持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工业品消费，在文明发展阶段、工农业、劳动力就业、社保、基础设施、资源环保六大剪刀差及入学和医疗市场化的压力下举步维艰、生存困难；三是日益扩大的城乡之间物质水平差异，产生了城乡之间意识形态差异甚至对立局面。发达的城市地区谈论的国际接轨、网络经济、人文精神、公民意识、环境保护等，在广大农村如听天书，农民更关注温饱、疾病、学费等基本生活问题，很难接收现代文明信息；四是大量农民工进城，感受不到城市文明，城市进步与农村停滞使得城市进一步加剧对农民的歧视，对农民工的“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污名化过程又反过来影响农民自我认同甚至行为方式，造成城乡群体的对立。农民进入城市发现城市人并不劳累生活却好得多，产生心理不平衡，对传统分配原则提出质疑，如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或上当受骗，从而使其有可能采取暴力手段。 二、增强农民发展机会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的发展，应该有适合农民发展的相应职业，农民要有适合发展的相应职业，一般情况下应经过必要的教育和培训。但目前城乡居民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大，一是从学费负担看：学校收费对城乡学生无差异，由于农民收入比市民收入低，无差异的学费制度使农村学生的学费负担远比城市学生高，见表2,贵州省2004年农民的学费负担率远远高于城市居民。对农民来说，他们孩子学费的负担率最低也有7.3%,最高达到了174.3%，平均负担率为66.5%，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学费负担最低仅有1.7%，最高的也才40.9%，平均负担率为15.6%。实际上，目前在我省农村，辍学比较严重与其说是新一轮读书无用论或父母不重视等原因造成，不如说绝大部分学生辍学是因为交不起昂贵的书本学杂费所致。
表2 贵州省城乡居民学费负担情况（2003）
注：①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2004》；②小学指学前班、幼儿园及小学，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大学包括各种中专、大专及本科院校，它们的学费都是平均学费
二是从城乡居民教育设施的差异看：教育设施可大致分为教育硬件和软件，教育硬件主要是指学校、教学设备等，教育软件主要指学校的师资力量等，教育要进行，必须软硬件同时具备，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省的教育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仍很明显。见表3、4。
表3 贵州省城乡居民年末拥有的学校情况（2003） 单位：所
注：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2004》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教育的硬件设施上，农村拥有学校数量不管是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看，都少于城市。2003年，贵州农村有乡村小学6375所，平均每万农村居民拥有1.93所；乡村中学有1150所，平均每万农民拥有0.35所。而与之对应，城市则拥有小学8129所，平均每万市民占有14.49所，中学1338所，平均每万市民占有2.38所，并且市民还拥有34所普通高等院校，平均每万人0.06所。市民拥有的各类学校数量平均是农民的7.43倍。在此还没有把各种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考虑进去，如果算上，市民拥有的学校会更多，因为这类学校均在城市的中心。 表4 贵州省城乡居民年末拥有师资情况（2003） 单位：人
注：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2004》
另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教育的师资力量上，忽略教师的学历、水平等质量因素，单从数量上看，农村居民拥有教师不管是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看，均远远少于城市。2003年农村有小学教师38250人，平均每万农民拥有11.56人；有中学教师34500人，平均每万农民拥有10.43人。与之对应城市则拥有小学教师144117人，平均每万市民拥有251.54人；中学教师72812人，平均每万市民拥有128.00人，并且城市还拥有大学教师11775人，平均每万人20.99人。市民拥有的各类教师数量平均是农民的18.21倍。同样在这里也没有把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考虑进去，如果算上，倍数会更大。
三是从受教育程度看：受教育程度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居民的文化水平程度，它直接关系着居民的文化素质。一般来说，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居民的素质就越高，他的发展机会也就越大。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和扫盲活动的开展，使贵州省城乡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在2004年末达到了6.2年，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近2年。但是，在城市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今天，我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仍然很低，具体见表5。 表5 贵州省农村近年来平均每百个劳动力受教育情况
注：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1996-2004》
由表5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所占的比重较大，到2004年时仍然占17.53%。受教育的农民中知识结构表现为受基本初级教育的人数相对较多，而受高级教育的人数极少：受过小学和初中教育的平均占73.34%，受过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平均仅占5.95%，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到2004年才达到6.47年。 四是从教育获得的投资看：据统计资料，我省在十五期间教育投资的77%用于了城市，剩下的23%用于农村，学生平均每人所使用的预算内教育公共经费，农村小学生只相当于城市小学生的29%,初中生只相当于31%；长期以来，中央财政预算内经费对我省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为零，2001年以后才在几十万元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教育的差异，影响农民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 我省的城镇化水平还很低，人们总希望到城市就业，尽管城市里的机械水比乡下的井水难喝，城市的空气远不如乡下田园间的空气新鲜，但人们还是向往城市，毕竟城市便利的交通，灵通的信息，上好的教育条件，先进的医疗水平和潜在的比乡下多得多的赚钱的机会等等，给人们带来的收益远比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不便或损失要大得多。但是，农民要在城市里谋一份职业，却障碍多多，必须克服诸多市民不必考虑的困难，见表6。首先是户籍障碍，城市居民在就业方面与农村居民相比有天然的优势，大学生毕业可以回原所在城市，而农村学生则不具备此优势，许多单位在招聘人员时都注明了“本市户口”的字样，这不知是市民对自己的保护性措施，还是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即使农民能在城市就业，也还是“两栖”居民，一段时间在城市打工，无工打时还得回农村老家去居住。其次是人力资本的障碍，农民除了在体力方面可能比市民稍占优势之外，其他技能整体不如市民，原因之一，市民有政府负责技能培训，而农民则无此待遇，譬如有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而农民好象永远不会下岗，当然也永远无需培训；原因之二，市民本身就比农民享受了较好的教育机会；原因之三，由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市民接触先进文化的机会比农民多得多，获取的信息也较农民充分。
表6 贵州省城乡近年新增劳动力就业情况
注：①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1996-2004》；②就业主要是指在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及部门里从事一定的工作，不包括农民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及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个体业等
从表6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就业的绝对人数，还是相对的就业率，城镇居民都远远高于农民。农民从1996年到2003年平均每年新增加的就业人数为2.04万人，平均就业率为8.48%,而同期城市居民平均每年新增加的就业人数为10.79万人，平均就业率为63.26%,其中平均每年新增加的就业人数比农村的多了8.75万人，年平均就业率高了54.78个百分点。 三、提高农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丢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稳定等等方面不说，单就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解决农村内需不足问题而言，“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瓶颈，没有农民的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则遭遇极大困难，因为大国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外需拉动。如果新农村建设能使农民消费水平接近市民水平，那对拉动内需，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目前，总体上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我省农村居民福利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同样问题多多：一是从恩格尔系数看，2004年我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8.19%,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相差17.05个百分点。按国际通行标准，农村居民刚摆脱贫困或积极地说是刚进入了温饱，城镇居民过上了比较富裕的小康生活或积极地说在向富裕生活迈进。当然这是比较粗略的描述。 二是从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看：城乡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也是衡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的量的多少直接反映了生活的富裕程度，同时也显示出生活的质量。见表7、8。
表7 贵州省每百户农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注：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1996-2004》
表8 贵州省每百户城市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注：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1996-2004》
从以上两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耐用消费品的种类上，城市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种类多于农民。电脑、家用汽车、空调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只是一个梦想（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梦想）。然而，他们标志着现代文明，也标志着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在耐用消费品的花色品种上，城乡居民不可同日而语。在几种主要的耐用消费品中，每百户城市居民年平均拥有的彩电数110.50台，农民年均拥有19.11台，城市居民拥有量是农民的5.78倍；每百户城市居民年均拥有洗衣机84.42台，农民年均拥有11.34，城市居民拥有量是农民的7.45倍；每百户城市居民年均拥有电冰箱80.20台，农民年均拥有1.77台，城市居民拥有量是农民的45.27倍；每百户城市居民年均拥有电风扇95.91台，农民年均拥有20.34台，城市居民拥有量是农民的4.71倍……。 三是从基础设施方面看：社会基础设施是为方便人们生活而建立的各种各样的设施，其数量和种类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基础设施的数量越多种类越齐全，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全省城市在上世纪末就通电、通水、通车、通讯和道路硬化了，现在开始计算用气普及率平均每人拥有的硬化道路面积和多少人拥有多少公交车辆等问题，而农村则在以村为单位计算基础设施普及情况。见表9、10:
表9 农村社会基础生活设施基本情况 单位：%
注：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1996-2004》
表10 城市社会基础生活设施基本情况
注：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1996-2004》
从表9、10中可以看出：这些年来我省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社会基础生活设施的种类和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各项指标都在稳定持续增长；但农民和市民相比，差异还是相当大的：在基础生活设施的种类上，农民拥有的主要是一些非常基础的生活所必须的设施种类，如水电、通车公路进村比重等，而城市居民享有的则是一些相对高级、高档、有品位的体现高水平生活的设施，如煤气、公交车、公园、健身房等等：在基础生活设施的数量上，农民远少于市民：这些年来，在贵州广大的农村，自来水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自来水受益的行政村所占比重平均为仅57.14%,还没有摊到人头上，如果摊到每个人头上即普及率上，数值会更低；农村还有很多地方不通车，通车的行政村比重到2004年末达到75.64%；农村生活用煤气和天然气的几乎为零；农村通电话的行政村比重平均为32.57%,固定电话普及率为5.35%。由此可见，农民和市民在拥有的基础生活设施差距是相当大的，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差距也就不言而喻了。 四是从医疗保健看。医疗保健是现代人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设施，它是保障人们身体健康的强有力措施，它的数量及种类直接标志着生活质量的高低：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必然伴随着实施优良、种类齐全的医疗服务，反之，则意味着低水平的生活。目前在贵州城乡居民之间的医疗保健差异非常大，这单从卫生事业单位数量就可以反映出来，见表11、12。
表11 近年来农村卫生事业基本情况
注：①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1996--2004》；②农村卫生机构主要是指农村乡镇医院、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床位和卫生人员是指这几个机构所拥有的床位和卫生人员；
表12 近年来城市卫生事业基本情况
注①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1996-2004》；②城市卫生机构主要是指县及县级以上的医院、卫生院和其他一些设在城市里的卫生机构，同样床位和卫生人员也是指他们所拥有的。
从以上两个表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卫生机构上看，还是从病床位以及卫生人员上看，农民拥有量都少于市民拥有量。近年来，农民卫生机构的千人拥有量平均每年为0.60个，而城市居民的千人拥有量平均每年为1.39个，平均比农民多0.79个；农民病床位的千人拥有量平均每年1.00张，而城市居民的千人拥有量为8.35张，平均比农民多7.35张；农民卫生员的千人拥有量平均每年1.90人，而城市居民的千人拥有量14.36人，平均比农民多了12.46人。 五是从居民社会保障看：社会保障是由一整套完整的，保险和福利项目构成的并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体系，旨在向全体公民提供一系列基本生活保障，使其免遭或摆脱人生的一切灾害。社会保障是社会成员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应履行的确保社会成员生活权利的一种法律制度。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目前在贵州这项基本权利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大致平均拥有，数量较少的城市居民占有了资源的绝大部分。农民只占相当小的一部分：农村社会保障网络覆盖率从1996年的1.3%上升到2003年的1.4%,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的覆盖率为1.36%。而城市的社会保障网络覆盖率历年都为100%。 社会救济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低层次，是最起码的保障，是社会保障“安全网”的最后一道防线。保障对象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依无靠、收入低于规定标准难以生存的人。见13。
表13 近年来贵州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情况
注：①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1996-2004》；②农村低保率和城镇低保率是用农村低保人数和城镇低保人数分别除以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所得
从表13看出：农村的社会救济力度不管是从哪一方面看，都要小于城市的救济力度。从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来看，这些年来农村平均每年58170人，而城市则平均每年为232786人，比农村多了174616人，是农村的4倍；从最低生活保障支出来看，这些年农村平均每年为899.80万元，而城市则平均每年为10667.42元，比农村多9767.62元，是农村的11.86倍；从人均低保费用上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平均每人每年155.47元，而市民的则为420.06元，比农民多264.57元，是农民的2.70倍；从低保率来看，农村平均每年的低保率为0.18%，而城市的则为4.20%,比农村高了4.02个百分点，是农村的22.32倍。
综上所述，差距是巨大的，我省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是艰巨和长期的。尽管我省人均生产总值还很低，还没有达到1000美元即国际上公认的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但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构想的提出，在全社会形成了重视“三农”的氛围，形成了一系列比过去更有力的措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下一步“三农”工作的根本性思路也逐步清晰起来。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基本方略--不走城乡统筹的道路，农村问题就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不能局限在农业内部解决，农村问题不能局限在农村内部解决，要通过工业、商业来统筹；很多问题矛盾表现在农村、农业，根子在城市。所以，今后解决“三农”问题应该协调整个社会力量，把贯彻统筹城乡发展方略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性指导方针，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把城市的发展和农业、农村的发展统筹考虑。能力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总书记多次讲过，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样样都很重要，但要分轻重缓急，既要讲量力而行又要讲尽力而为，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最薄弱的环节是农业，最滞后的领域是农村，相对来说收入最低的是农民。可见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机，可谓是与时俱进，把握适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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