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思想再解放 促进改革新突破
作者:徐仁烈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一部思想解放史。几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脉相承的主题，那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解放思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证明，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人们普遍认为，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是针对两个“凡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先后转载。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多数中央领导的积极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开展。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姓资姓社”之争：1991年春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因为那一年是羊年，这篇评论提议1991年是改革年，并引用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原话。1991年3月2日《解放日报》发出第二篇政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想》，这篇文章的点晴之笔在于阐述了邓小平讲话精神，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同时批评政界不要陷入新的思想僵滞。20天后第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了，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是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资姓社的政论，那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三周后第四篇文章《改革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了，这篇文章传达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新的人才组织思想。 这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引发了改革要不要追问“姓资姓社”的尖锐讨论，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心，反复阐明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舆论的先导系列。1992年1月18日至21日，邓小平同志已88岁高龄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解决了姓资姓社的困扰，为中共十四大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次思想解放始于200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提出解放思想实践科学发展观，掀起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大讨论。汪洋告诫广东官员“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此前中共十七大“解放思想”被反复提及并着重强调，2008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对“解放思想”又作出了回应，他说，解放思想“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循着这一脉络，不难看出新一轮思想解放”不仅仅是一次地方性政治事件。它有着深厚的背景，呈现中央与地方相互呼应之势。前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的争议，比如实践真理、姓社姓资，这一次侧重于利益调整，制度革新，改革成果让老百姓分享。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体是很成功的，当然，中国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如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垄断国企、金融、房地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正是改革开放还不够彻底。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所言：“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由此不难看出进一步改革的难点所在，30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主要在经济领域推进，在政治领域步履艰难。因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不协调表现为三个快速：市场经济快速而畸形成长、党内腐败快速而大规模蔓延、社会贫富快速分化趋势难以遏制。一边是权贵与资本联姻合谋获利，另一边是经济贫困叠加权利弱势，社会虽已在总体上达到小康，但在具体到社会成员个体身上则差异悬殊。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加剧，社会的不和谐凸显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执政党于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2004年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6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2007年十七大强调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都是为了回应我国经济与政治不协调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这是执政党先进性的体现。因此解放思想不能泛泛而谈，必须要有针对性，更重要的是转化为不断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实际效应，更要防止将解放思想口号化、空洞化。 解放思想说穿了就是一个利益调整问题。这些年来，形成的一种既得利益，必须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带来了两类“既得利益”，即计划经济条件下某些具体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利益，如改革开放以来有所触动但还在以各种名义延续着的各种特权，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与监督制约不力的政治权力相结合所获得的利益。如金钱与权力勾结而产生的各种腐败等。这些既得利益势力处于社会的强势地位，不仅极大地损害执政党的政治公信力，而且增加改革的成本，破坏社会对改革的基本共识。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和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近期一份调报告显示：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2万多亿元：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和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基本是高干子弟，而各级政府的普通公务员的工资自1980年开始至今也至少上调了8次，有的地区甚至超过15次，频率和幅度远远超过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人。 大量事实证明，既得利益势力是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能否真正解放思想，其前提是既得利益者能否放弃既得利益。 2008年的解放思想与前两次的解放思想相比较，不再是对教条主义的解放思想，而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文化传统形成的阻碍我们事业发展方面的解放思想；不再是关于中心任务是阶级斗争，还要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的解放思想，而是认清发展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的解放思想；不再是要计划经济体制，还是要市场经济体制方面的解放思想，而是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形成更有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解放思想；不再是主要解决思想上的政治问题来推进经济上的体制改革，解放经济体制方面对生产力发展的约束，而是为了解决思想上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相结合的问题，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政治体制，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再是单一方面的解放思想，而是更为复杂、更多方面、更需要系统和综合的，就发展模式、政府管理模式、权力约束模式、利益制衡模式以及和谐社会模式进行选择，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向现代化各方面的综合性道路选择方面的，关键时刻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又一次新的思想解决。 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不同主要不是思想观念，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解放思想要从传统发展观念中的跳出来，形成新的发展思想，这是解放思想最核心的问题。而现实是，既得利益者不愿向老百姓、向市场让出自己的权利，所以，当前解放思想最大障碍显然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对于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应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首先，围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推进改革的深入，比如国企改革，根据中央党校教育长李兴山的讲话“中国的国企改革不仅要改企业还要改政府，只改企业不改政府，国有企业的许多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通过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通顺畅”的产权制度，有效保护所有者、经营者等各方面的权益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重点是政府的职能转变，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以及国企改革。 其次，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进行改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发展问题，而且还是改革问题，如果不深化体制改革，不进行机制的转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很多措施都难以真正落实。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实际上是续接了尚未完成的解放思想的任务，要把解放思想推向更深入更艰难的阶段。“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主体和基本动力，把广大人民群众是否在改革中受益作为改革成败的主要标准。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相反，如果改革不是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强化部门的既得利益，不是实行民主决策，而是政府的包办代替，那就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改革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其三，要围绕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我国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必然要对上层建筑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也要有相应变化，这是大趋势。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大、有小、有实、有虚，需要有国是大文章，也需要有日常小策划。政治体制改革范围广大不仅有国家层面上的政治，也有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在这三个层面上，尽管各自的问题大有不同，但能够一以贯之的还是权大法小，官重民轻。这是在根本上影响推进民主政治问题。制度是观念的物质载体。改变制度，首先是改变观念。观念的改变，也要由制度来实现。尽管在国家体制中，各单位的权重不同，但就影响社会政治伦理变化而言，每个单位在弱化“官本位”上的改革，都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所有这些，要求执政党和政府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转变执政观念和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这就要看政府官员能不能民主施政，能不能听取不同意见。面对这个社会大趋势，关键还是要通过思想再解放，促进改革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