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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十二五” 关注民生工程 作者:孙剑
市委八届十次会议“十二五”规划建议，其中之一是“十大民生工程”，提升幸福感。建议目标：“十二五”期间，确保财政对民生的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市人民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实施途径是十大民生工程：就业和增收工程、扶贫济困工程、普教优教工程、健康工程、养老敬老工程、安居工程、平安工程、畅通工程、环境净化美化工程和传统美德弘扬工程。 从市委八届十次会议到中央五中全会，主要目的都是为“十二五”规划定调，调结构、均贫富将成为中国未来5年的主旋律。“调结构”取代“保增长”已成为管理层的共识。 在经济发展上，一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算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偏离了轨道，逐渐走向了权贵经济。原因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政府主导经济，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干预经济，缺乏比较完善的法治环境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中国如果不能加快制度改革，不能以法治市场取代权贵市场，不能以公平市场取代垄断市场，中国经济前景堪忧。 二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数据只能证明经济体量，却不能说明经济质量。政府的储蓄率在6年内增加了一倍，基尼系数高达0.45，居民工资增长严重落后于GDP和生产力的增长。国家有很多大的企业，大部分是国企，前100家企业的75%资产属于国企，政治上没有竞争，经济上严重垄断。经济体量大而质量不佳，通常有两笔欠帐：一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未能成为国民财富增长，反而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与扶持垄断企业，在新贵频出的同时，制造了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甚至是赤贫附层。这使得国家内需不振，必须通过更多的产品与更低的价格发展出口，由此陷入糊口经济的恶性循环。二是垄断企业占据了主要的赢利行业，具备绝对的定价权，可以轻松地凭借市场份额获取垄断收入。从表面上看这些企业对于工业产值，对于GDP的抬升非常有利，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 在社会发展上，第一是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更多是的体制性的、制度性的、文化和文明上的。但如果贪污腐败、潜规则制度化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第二是农民的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按《宪法》的精神，国家可以去征购公民的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是为了公益性。如果为了商业性，国家征购，地方政府拍卖挣钱，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第三是社会分配不公。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者的政策，使得劳动力价值得到更多回报。 如今，中国经济发展已到了不得不关注民生的地步。长期以来，从经济增长取代经济发展的模式，让中国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国家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公众对公平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日益高涨，资源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已到了极限。国际社会对中国持续、巨额的贸易逆差保持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些都迫使中国进行经济转型，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钥匙就在于改善民生。从国际大环境看，继续走依靠投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然没有出路，只有依靠改善民生、提高内需，中国才能走上一条持久繁荣之路。从国内看，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导致的转型成本，几乎都由民众来买单。这种局面若不打破，中国经济生态将日渐脆弱。 改善民生就必须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领域有所作为。医疗体制已成沉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导致因病返贫。教育制度僵化、行政化，已成中国推进产业升级的阻力，因为人才是产业升级的基础。房价过高、住房难，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患和风险所在。而就业则直接关系到民富。当前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和农村存在的严重隐性失业都是巨大的阻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藏富于民的基础，是大国崛起的基础。如果中国再不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民生上来，那么中国未来将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缩小，财富流向明显地向政府和国有企业倾斜。 权力主导经济资源的体制与藏富于民的政策无疑是相悖的。如果政府不回归，不让利，民营经济就不可能成长起来，中国也很难成为强国。行政主导下的居民收入增长计划只会单方面的提高企业成本，促使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但很难超过美国，而且有被印度后来居上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和印度的民营企业享有较高的自由和公平。不解决好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就谈不上市场经济，更谈不上自由和公平。
倒逼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通常由于只顾眼前利益而缺乏战略眼光，而且改革的成本通常会转嫁到民众身上，反而会恶化民生。当年邓小平说：“不改革死路一条”。现在温家宝说：“没有政治体制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政治与经济犹如阴阳互补，瘸腿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201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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